我一定要成為母親嗎?《沒有小孩的她們:一段女性抉擇生與不生的歷史》

本場講座是「光裡的人」系列講座的最後一場。

講座開始,楊晴心理師提到女性生來就會被假定、被期待成為母親,這種期待造成的壓力常使女性感到對自己的人生、身體失去掌控權、自主權,而《沒有小孩的她們》這本書的誕生就是希望社會可以理解女性這樣的處境。

本書作者佩吉.歐唐納.哈芬頓(Peggy O’Donnell Heffington)是一名歷史系教授,研究女性主義、婦女運動史及人權史。在生活中深刻體會到社會對不生小孩的女性是不友善的,甚至「母親」和「非母親」似乎形成一種對立。

然而對於不生小孩的人該如何稱呼,哈芬頓認為「非母親」、「不育者」有象徵匱乏的字眼,在書中她覺得使用「child less」、「childfree」來稱呼這個族群更為恰當。

關於女性就該是母親的觀念,根據哈芬頓的研究發現,18世紀時有「女性不過是生孩子機器」的說法,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社會上都還是保有「生小孩、照顧小孩是女性責任」的觀念,而鞏固這個觀念的人之中也不乏女性。

有人會說現在的女性不生小孩是因為讀書後覺醒才不想生育,但哈芬頓研究發現距今四千年前的女性就已經出現用草藥、檸檬汁塗抹在陰道用以避孕的行為,所以選擇不生,並不是在現代才出現不想生育的現象。

對於「為什麼不生」這個問題,人們常舉理由去說服女性,或「幫」女性說她們是因為只在乎自己、短視近利才不生小孩,面對這些指責、催促,女性會開始懷疑自己不生小孩是不是真的做錯了,但事實並非如此。

現今全球生育率下降,並不是任何一個個體的問題,而是社會結構改變所致,以前人們生活在社群中,大家會一起照顧整個社群裡的孩子,現今則多是核心家庭,各家照顧各自的孩子,孩子長大後各自照顧各自的父母,很難彼此相互支援。並且社會對有母職在身的人亦常有不友善情況,如只營業到下午五點的小兒科診所,或數量和設備不足的哺乳室等等,導致女性必須犧牲自己的工作、時間、空間,甚至在育兒時還必須承受他人的異樣眼光與各種批評指教。所以比起去問女性她為什麼不生小孩,更應該被在乎的問題是「在這種不利於育兒的環境下,為什麼要生?」和「這樣的環境需要什麼轉變?」

生與不生並不是單人、單個因素的考量,而是要放在歷史脈絡與社會環境下才能找出答案。當社會、環境不利於生小孩,想辦法重建健康的社群,才能有效減輕育兒壓力,也才能讓人們提高生育的意願。

《夜遊》新書巡迴——我們的戒/解嚴經驗顯影

房慧真老師的新書《夜遊》記錄了自解嚴前夕至其後十年左右發生的事情。

1986年是房慧真老師小學畢業剛升上國中的時期,在學校裡讀的是國立編譯館的課本,但地理課本上的中國山河其實已成歷史。寫作文時,總是在結尾寫上「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秋海棠葉的土地上」以表愛國思想。然而其在金華女中讀書時,許多黨外活動都選擇在這裡舉辦,但當時與這「黨外聖地」裡發生的事情擦身而過,卻是不曾瞭解這個社會正在發生什麼事。

直到解嚴後,台灣漸漸從黨國體制的環境下走出來,房慧真老師後來當上記者,在採訪一些人物與事件當中,才發現在自己渾然無知時期,過去其實有這麼多人為了民主、自由、土地與環境,不畏當時的獨裁政權、投身社會運動。也因而決定藉由書寫去重新認識那個時代。

在寫作過程中,房慧真老師也想過要如何去描寫社運鬥士,能不能寫到人物背後的陰暗面、私慾,如何從「記者我」轉換到「文學我」,最後決定以直觀的方式去書寫。另外,房慧真老師也提到在後運動時期的話語權問題,強調並非只有明星社運人士才擁有話語權。

1977年的中壢事件,不滿選舉作票的民眾包圍警局、與警方對打以表達抗議,慧真老師指出是這些尋常百姓、素人衝出這條封鎖線,並非是知識份子,更不是僅依靠少數幾個社運明星,便能讓我們的民主往前推進。

而在那時代擦身而過、渾然不覺的人,仍可以藉由書寫「還原」彼時,這正是慧真老師寫這本書的用意,期望以herstory對抗history,即使在當下錯過了,也能透過回憶與書寫,讓自己在那個年代重新活了一次。

感謝房慧真老師帶來精彩的分享!

《遙遠的身體》新書分享與療遇工作坊

怡如在《遙遠的身體》一書,從自己的身體出發,透過溯源家中女性長輩的生命故事與足跡,感受到自己和她們的連結是很強韌的。

對於難以被人們理解行徑的阿嬤和素未謀面的外婆,怡如用各種方式爬梳出她們的人生跌宕,從此以後,當自己在田裡耕作時、在生活中、在大自然裡,時時刻刻仍能感受到她們的召喚,意識到自己確是承自她們的身體,再慢慢成長為現在的自己。

怡如也分享青春歲月時建立自我性別認同的歷程。她在摸索的階段,和自己的生理性別有過抗爭,也曾排斥自己身上陰柔的部分,直到30歲之後才開始漸漸轉換。因而怡如認為性別認同其實是有階段性的,會隨著成長歷程不斷變化,不須執著於待在框架內,而是要去了解與接納自己的各個面貌。

進入捏製土偶的課程中,怡如並非教導大家怎麼去捏塑出一件作品,而是用引導方式,請大家先捏出一個卵形胚胎,再延伸出軀幹,雕塑身體、表情,藉由手的溫度與揉捏的力道,創造土偶與自己的連結。

大家的作品十分不同,正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土偶如同每個人延伸出的骨肉。

感謝怡如帶來一場如詩的分享,《遙遠的身體》其實並不遙遠,讓我們透過塑偶,亦學習了如何「貼近」自己的身體。

Metoo之後,少女的語言兵器擴充

成為一座島 #MeToo回聲系列講座

「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

講師吳曉樂以《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的一段話來說明,對性的禁忌,是讓女性即使遭遇傷害也難以開口言說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的社會第一個就要先降低這個禁忌,不再把性放在禁忌的位置,便可以解消掉一些如上述的脆弱情境。

侵入校園的「守貞小卡」上的訓示,即是強調「性為禁忌」的例證。這種保護的論述方式,是「沒有性」教育,只是會加深女性面對性的罪惡感與恥辱感。

我們的社會一直都不重視女性的說話,則是讓許多女性因此欠缺表達能力的原因。以往女性被要求乖巧聽話、宜室宜家,而現今則有網路社群上嚴重的厭女現象,擠壓了女性的說話空間,只要女性多表達一些意見,就會遭到這些男性吻仔魚式的攻擊。

曉樂老師說因此她到學校演講的最後QA時間會提出女性保障名額,希望讓女生願意出來說話,並且鼓勵她們要練習將話「說乾淨」。許多女生習於只表達完情緒,卻沒將話說完,而把話說乾淨這樣的練習很重要,透過掌握詮釋的權利與能力,可以從中長出力量。

只是保護是不會讓女性長出肌肉,唯有讓女性自己長出防禦的能力,遇到傷害也敢於求援,便有機會抵禦傷害。

感謝曉樂老師精彩豐富的分享!

許多讀者遠從台北趕來,相信收穫滿滿!

打破創傷的循環:《創傷會遺傳》

8/11

講師楊晴先從《創傷會遺傳》作者介紹起。身為精神分析師/藝術治療師的本書作者加莉特.阿特斯拉,父親原是伊朗人,母親來自叙利亞,年幼隨家人遷移至以色列,戰亂、貧窮、次等民族,這些都是作者的生命經驗。而在陪伴個案當中,交織其對自身生命經驗的省察,加莉特看到上一代、上上代的創傷都會遺留下來,傳遞給下一代。

例如非常沒有安全感、對男性恐懼的女孩,是源自祖母從小被近親性暴力經驗,於是在教養過程,便一再傳遞這樣的不安全感給女孩。

除了教養會傳遞創傷,根據「創傷樹」,創傷還可能從出生前就紮根,這是從生物性(神經內分泌)來分析,例如母親在懷孕期間情緒受到很大波動(緊張、恐懼),造成內分泌的影響也會傳遞給胎兒。

因而我們的情緒反應、依附關係的形式,皆可能承襲於上一代、甚至上上代。

另外講師楊晴提及「被消音」是「創傷」未能被好好處理的原因。

台灣白色恐怖的傷害為何仍會在其遺族身上看到,因為以往威權統治之下,這些遺族也是被消音的,而這也是「轉型正義」重要的原因,這些創傷需要被正視、被言說,才能讓創傷不再傳遞下去。

MeToo運動重要的原因也是如此。拒絕再被消音,才能讓加害者、乃至整個默許加害者惡行的權力共犯結構,可以被瓦解。女性長期以來被性暴力威脅的共有創傷經驗也才能改善。

這次奧運拳擊金牌得主林郁婷,亦可以說是斷開創傷遺傳的極佳例證。林郁婷學習拳擊的原因是想保護受家暴的母親,站上拳擊舞台就是他的發聲,不再讓家暴的陰影繼續壟罩自己與母親。

最後楊晴以作者加莉特.阿特斯拉的話為結語:

「創傷會透過我們的意識與身體遺傳,但生命的韌性與治癒的能力也是。」

關於性別與小說人物的思索:《變成的人》新書座談會

有關《變成的人》小說裡性別向度的思索,作者許恩恩指出,處境化的女性身份,對小說中女性主體的呈現其實是「不假思索」的。而書裡對「男性」(運動菁英)的「不關心」,並非是對抗式的反男性權威。對於同性戀人設定的書寫也並非刻意。這些都與自身的成長歷程與認同有關,恩恩認為台灣近年性別平等意識相較其他亞洲國家發展較為進步,這在恩恩同代人身上是可感受到的。

在〈筆記〉這一章採用模糊化性別邊界的方式去描寫裡面的人物,則是恩恩特意想讓大家不那麼容易去辨識角色性別與性傾向,因為不想再複製一些刻板印象的同性戀模組。

《變成的人》原來的寫作計畫是短篇小說集,在2023年恩恩密集寫作期間,台灣於5月爆發metoo運動,對恩恩造成很大的擾動。原來恩恩自認為自己在運動者身分多年後,在稍拉開距離後才能成為寫作者,然而metoo運動讓自己再次成為運動者。但也因此讓他獲得某種啟蒙與解放,決定將這部作品改為長篇小說,從前幾章的寫實手法,跳脫出寫實框架,讓生者與死者對話,並在想像遙遠的我們的國家的未來,逆推回來曾經經歷的過往,以「年齡的變成,是存活的唯一證據」(p.293),來表達其對時間與運動的立場。完成這本小說,對恩恩來說,也是一個運動。

恩恩稱文學並非自己擅長的領域,但轉念一想,這或許是他最大的優勢,運用社會學背景與運動者經歷,成為非典型的文學作者,寫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感謝恩恩帶來詳盡深入的分享!

電玩的性別:為什麼玩家們不喜歡女性主義和政治正確?

ACG (動畫、漫畫、電子遊戲)的主要玩家為何不喜歡政治正確?

ACG玩家會反感製作團隊在作品中呈現符合進步價值的情節或角色,而追求點閱率的媒體又會大肆宣傳此類現象,造成更多的爭議,這樣的現象背後必然有其根本因素。

作者朱家安觀察到對於遊戲中出現同性戀、有色人種或非主流審美的角色時,就會引來許多主流玩家(異男)發表質疑言論,覺得這是很「硬要」的政治正確,比起照顧少數族群,更應該被在乎的是遊戲本身的可玩性與品質。然而當遊戲中出現女性性感角色,主流玩家們卻不會說比起角色身材更應該在乎遊戲品質,反而很多人會衝著性感的角色去購買遊戲。

當有人以政治正確角度(道德判斷)批評一個遊戲時,往往會被抨擊有箝制創作自由之嫌。但當主流玩家表示不喜歡遊戲中女性角色太醜、討厭同性戀情節時,甚至以反對政治正確入侵遊戲,給遊戲打低分評價等等,其實也是在希望創作者服膺主流玩家意見。

然而批判遊戲的性別現象、物化女性情形,做的更是一種社會溝通,希望討論的是社會性別意識問題,而非作品本身。

女性玩家在電玩遊戲中常常被貶低、被說教,還要在遊戲中努力證明自己的能力才能變成主流玩家可接納的玩家。這亦是電玩遊戲裡很普遍的厭女現象。

從歷史進展方向來看,起初電子遊戲的製作者多是由白人異性戀男性組成,他們遵照自己的喜好去製作遊戲並推廣出去,吸引到的同好大多是相類的族群,所以一開始玩家群中的女性不多,女性的意見也更難被開發者聽見。此外主流玩家其實不太會關注到當今製作團隊的組成成員,事實上由於從事這個行業的人變得越來越多元,做出來的遊戲包含的群體也會隨之變得豐富。

在講座的最後,朱家安表達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要能包容所有群體,只要不去傷害他人,每個群體都可以被服務、不受到打壓,各種不同立場的言論也不應互相侵蝕。仇恨政治正確的人認為自己擁抱自由,抵抗衛道人士,但他們其實擁抱保守,排擠女性和多元族群,也是在拒絕ACG多元化。

感謝作者朱家安帶來如此精闢的演講!

停止燃燒吧:閱讀《情緒耗竭》

7/14【停止燃燒吧:閱讀《情緒耗竭》】

講師楊晴從兩位作者寫作這本書的動機說起:即「伴妳同行」,兩位作者在這本書的開頭便說明這是獻給陷在情緒耗竭的女性。

日常生活有各種「壓力源」都可能是造成女性情緒耗竭的原因:

外在的諸如工作、家庭、文化規範與期望、歧視經驗等等。來自內在的包含自我批判、身體形象、身分認同、記憶與未來。

而父權體制的「黑箱作業」正是造成女性情緒耗竭的主因。「黑箱作業」一如凱特‧曼恩(《不只是厭女》作者)所說的厭女的執法機構。

父權體制的黑箱作業將人類劃分為兩類:人類同胞(男性)與人類付出者(女性)。人類付出者必須服務人類同胞,因此人類付出者必須擔負起大部分的照顧責任,即使現今社會女性與男性同樣必須在職場上工作,但女性回到家還必須「第二輪班」,承擔家務與照顧家中老小各種需求。除此外,女性的身體形象必須以滿足男性眼光為標準(美貌、苗條);女性是否生育也被他人控管。

當人類付出者長期將他人的要求與需求擺在自己的前面,自己的感受與問題就被放置後面,甚至被迫消失。

「煤氣燈的操控法」,讓女性對自身的認知也遭扭曲,服膺這套父權規範。同時當女性們自我感長期低落,對他人處境也會產生「同情疲勞」情形,要求其他女性也同樣要服膺這套父權規範,不知不覺成為壓迫其他女性的共犯結構。

但要避免再情緒耗竭下去、要解除壓力,並不只是消除壓力源即可,壓力的反應循環必須完成。本書提供了一些具體方式,例如可以採取一些小行動,體能活動、正向社交活動、大哭一場、唱歌畫畫等,讓自己找回安全的感覺是首要的。以及時常檢視自己每天保留多少時間給自己:睡眠休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社會連結。

在父權體制崩解之前,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學習緩解壓力的方式是很必要的。彼此支持、付出、連結、關心,我們才能一起繼續走下去。

說出來會更受傷嗎?性侵受害者的選擇、力量與陪伴

講師陳潔皓首先從什麼是創傷談起。他指出創傷是相對的,會造成什麼程度的創傷,取決於個體的脆弱性。

因而當一個完全無力抵抗的孩童遭遇性暴力,無法言說,遺留的傷害是非常長久深刻的。

思寧以潔皓說出經歷的過程為例,整個拼湊重組記憶的過程是很漫長的。創傷會造成失語,而言說經歷的困難,與存取記憶的機制有關。記憶如一面鏡子,嚴重的創傷如同將鏡子打碎,要提取記憶,就像進去一個黑洞伸手去拾取一塊塊碎片,不知道會拾取到什麼?有時是一個恐慌的感覺,有時是加害者的一個眼神。而陪伴者能做的即是給予時間、專注聆聽,讓受害者能慢慢說出來。而每位受害者經歷皆不同,因此陪伴的方式也不是用一套公式套用即可。

為什麼受害者難以說出來?

性暴力受害者需要感覺安全的環境才能敘說。尚未能離開加害者的受害者,加害者會使用暴力方式威脅受害者,使受害者無法言說。而當受害者說出來時,有時加害者還會以毀謗方式試圖抵銷受害者的可信度。此外,性暴力受害者為小孩,小孩會意識到說出來如果不被採信、接受,他的生存依靠有可能遺棄他,而不敢說出來,因為「生存」是小孩最重要的事。

潔皓特別指出,社會期待受害者去解決問題是很奇怪的,是不合理的,例如去告訴受害者應該要做什麼:站出來發聲、走法律途徑、與加害者和解等等。每位受害者情況與動能不同,有時受害者站出來,需承受更大的風險,但並非每位受害者皆有辦法承受。我們應該要理解「隱身的倖存者」,對他們來說,不被打擾是更重要的,因為這是讓他們將傷害隔離開的方式之一。

思寧最後則提出,作為陪伴者要讓受害者感到自己不是被世界隔絕的,要注意維持關係的「連結」,不只是聆聽,重點是讓受害者感覺到被聆聽,且隨時觀察受害者的反應來給予回應。而陪伴者自身也要找到可信任的夥伴,讓自己有機會宣洩壓力與憤怒,才能讓自己有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感謝潔皓與思寧帶來很動人的分享,有沉重痛心,但也有溫暖感動,讓大家都數度眼眶熱熱的。

性平三法修法,法律和實務的距離

2023年臺灣爆發Me Too事件,性平三法《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法迅速通過,新法於今年3/8開始實施。

修法後李翎瑋律師多次收到關於性平三法修法的講座邀約,他表示此次性平修法在臺灣國內受到的關注度遠低於國外,臺灣仍有不少中小企業未能與新法接軌,也有許多人的行為已經構成對他人的性騷擾,卻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問題,所以這類推廣教育講座是很有必要的。

法律上對性騷擾的最新定義是:

「一切不受到歡迎的,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言行舉止,讓被行為者感到不舒服或不自在,覺得被冒犯或被侮辱。在嚴重的情況下,會影響到被行為者就學或就業的機會或表現者。」

如上所述,即使沒有性意涵,但含有性別歧視意味的言行也包含在此範疇。因而可說性平三法修法亦是有關性別歧視的反歧視法規定。

因應這波MeToo,修法並特別增加了「權勢性騷擾」的定義與法條,若性騷擾屬權勢性騷擾,且在其刑度、罰鍰、賠償會全面加重。

申訴時效的調整也是這次修法重點,分別延長為二至七年不等,讓受害者不致於短期內未提出申訴即失去申訴機會。

本次修法且加重許多對各企業之僱主及場所主人的防治責任:

必須宣示反性騷擾政策、教育員工,受雇者達10-29人者即須訂定申訴管道+工作場所公開揭示。受雇者達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新法並且只要「知悉」(不須受害人申訴),知道有該狀況發生,雇主義務即已開始,即應啟動調查機制。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修法則是明文規定了「 禁止未成年師生戀」以避免違反專業倫理。以及教師或職工對學生的性騷擾案 調查人員需全部外聘,以避免因權勢關係而有不利學生之處境發生。

然而即使這次修法迅速,卻還是有很多尚待完善的部分。例如性騷調查所需的調查委員應具備性平相關知能,由政府建立的「性別平等人才庫」,提供給需要性騷擾調查委員的單位邀請。但加入者只需參加16至24小時的培訓課程而不用考核。人才庫應設立具體的規範與門檻,定期檢視專業人才資格,才能真正落實設立人才庫的目的。

以及本次修法明文增加規定要有「受害者服務」,但大多數縣市政府僅提供性騷擾防治業務電話,未來是否可以全面提供有效且友善的社工服務,尚需要持續追蹤與關注。

感謝李律師精闢扎實的法條解說,輔以案例說明,讓這堂法律課一點都不枯燥。無論在各機構、職場、校園都很需要這樣的推廣教育課程,法律才有機會能被真正運用並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