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與超度:為什麼臺灣與韓國轉型正義電影走上不同道路?】

講師蘇致亨在這場講座分析了韓國與臺灣轉型正義電影在美學上有何不同,以及背後的脈絡。

臺韓兩國在歷史軌跡上有著極大相似性:我們都曾被日本殖民、經歷軍事威權統治、創造經濟奇蹟,並在相近的時間點邁向民主轉型,現今也都面臨著一個鄰國的威脅。兩國的重大歷史事件也幾乎是同時發生。

但在電影美學上有很大的分歧:

韓國電影常直接以抗爭者或同行者為第一人稱視角;臺灣則習慣從邊緣視角(如女性、同志、原住民)切入,主角往往不是實際參與抗爭的人,且常以抗爭事件的前後期為背景。

韓國電影會有直接的血腥與暴力的衝突場面;臺灣電影常會避開寫實的血腥畫面,讓觀眾自行腦補。

韓國電影敘事多為正邪二元的對抗,挑起觀眾的憤怒;臺灣藉愛情或親情故事的背景,傾向用哀悼的方式,換取和解。

韓國電影呈現社會運動裡大眾、小人物的共同參與,臺灣電影看見的則多是菁英們。

以上與創作者的背景、訴求有關,也和當時執政者造成的影響、資金來源與流向等等有關。

蘇致亨提醒,今年初的《世紀血案》事件,讓我們知道更危險的是未來的挑戰,保守派或受中國資金影響的勢力,也可能會開始找韓國導演來拍攝臺灣的抗日電影,藉由強調日本殖民時期的壓迫,或是洗白戰後國民黨的統治與白色恐怖歷史。

而歷史的複雜面貌,應該不只有一種敘事角度,韓國電影開始不憤怒,臺灣電影應也可以不只是超度。

真是收穫滿滿滿的一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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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執行單位|法律白話文運動

指導單位|內政部

你用什麼語言記憶二二八?轉型正義與國家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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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黃脩閔從台灣的國家語言政策演變的歷史講起,同時談到自己成長過程是如何開始關注到本土語言議題。


1945年以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推行國語運動,其對於本土語言的壓迫態度,讓本土語言嚴重流失。不僅是在公共場合、學校要求講華語,遇到各種考試,獨尊華語的狀況,也等於是排擠掉非華語為母語的人們的求職求學機會。


家中的父母、阿公阿婆,即連在家中,與孩子們使用的語言也是華語,因而直到今日我們普遍皆習於使用華語為生活用語,母語的遺失可說是非常嚴重。


直到解嚴後,此國語政策才逐漸獲得改變。然而這樣的語言創傷還實實在在影響著我們許多人。


脩閔在接觸轉型正義工作時,有一次要採訪政治受難者,發現受難者僅會說台語,年輕的採訪者卻無法聽懂老先生的話。這讓脩閔非常有感觸,難道我們要讓這些受難者使用當初壓迫他的威權者的語言?


政治受難者如何使用語言和其語言認同有關,會影響到受難者如何去描述這件事。語言不僅代表著一個族群,和台灣主體性、國族認同有關,語言也是轉型正義仍待完成的極重要的一環。


*「共生共聲」podcast是共生音樂節團隊製作的podcast,有客語講述二二八歷史。關注語言與二二八歷史議題,不要錯過。
後續在台灣各地還有多場講座,相關訊息請見「法律白話文運動」粉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