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師吳曉樂指出根據國家統計，台灣每年執行人工流產手術的人數約在3萬左右，但第一線醫療工作者認為實際數字可能落在10萬到20萬之間。保守估計，從2006年到2025年這20年間，有過此經驗的女性可能將近百萬。這讓她感到困惑的是 「這個經驗的普及程度」與「人們在書寫上的回應」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成比例。
她在主編這本關於人工流產的台灣版本書籍《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時，便立即陷入詞彙與作品稀缺的困境。但這也是必須有這部作品的重要原因。
而在準備著手的過程，也有婦運前輩提醒要小心宗教團體的勢力。在2003-2004年，宗教團體便曾推動一個立法，要求所有要執行人工流產手術者必須有三天思考期。當時他們的口號是「多想三天救十萬」，意指一年約有10萬被墮掉的胚胎，多想三天就能拯救10萬個生命。
這個口號站在道德制高點，讓當時主張女性生育自主的人毫無勝算。這位婦運前輩甚至被安上「殺嬰兇手」的稱號。在這三天中，女性會受到大量道德教化的規訓語言，社會預設了做此決定的女性都是頭腦不清、不了解生命本質的人。曉樂說之前與胡淑雯對談時，關於她於2006年寫下〈墮胎者〉，其實也與這個背景有些關聯。
此外「嬰靈」也是一直被用來恐嚇女性的語言。〈墮胎者〉中，胡淑雯讓嬰靈成為「守護者」，翻轉了嬰靈會帶來厄運的說法。
而曉樂發現直到2025年，網路論壇上仍有許多20歲左右的女性詢問懷孕後要拿掉怎麼辦，下方留言充斥著「小心被嬰靈跟」的警告。
然而「嬰靈」是1980年代從日本一個教派引進台灣的說法，與權力、算命、民俗、金錢流動結合後，在台灣得到發揚光大。這是一個很晚近的概念。算命師父藉著掌握嬰靈的詮釋權，不過是利用此來獲取權力與金錢。
另一種語言環境，即台灣的女性常以「童養媳」的身份活在自己家裡。女性們已被預設最終將成為別人的妻子和母親，所以許多人都聽過父母會說「你這樣怎麼跟將來的婆家交代？」，或女生展現會做菜時就會被說「可以嫁了」。
婚禮現場更是這種「童養媳」語境的高潮。曉樂發現婚禮主持人很常說「謝謝女方的爸爸媽媽把女兒養得這麼好」，意謂著女方的家長都是在幫別人養女兒。女性是生長在這樣的語言環境，被規訓成為人妻、人母是天經地義之事。
而曉樂在採訪曾有人工流產經驗者時發現，受訪者在談論人工流產經歷時，花更多時間講述的是自己不快樂的童年經驗。這啟示她，生不生小孩不只關乎當下的經濟或女性未來的職涯規劃，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社會是否好好處理了人們童年時的傷痕。許多女性都發現自己的母親彼時可能因為在陰錯陽差、社會輿論、不情願情況下而生下孩子，便演變成對孩子的暴力。這些女性因此不想再複製這樣的情況，她們不願回到當初那個生出「沒有預期的小孩」的位置。
曉樂結語，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創造一個新的語言環境，讓每個人都能自由討論是否成為父母，並理解這份決定背後的複雜性，不要再幫任何人輕易貼上「不負責」或「缺乏愛」的標籤。她並且鼓勵大家在日常生活當中多對於自己身體的狀態做一些表達。一起開始學習取回我們對自己的詮釋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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