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貝蒂‧傅瑞丹寫到受過大學教育女性成為全職主婦的挫折感時提到，他們的問題「沒有名字」。60年後，大多數大學畢業女性都已步上事業軌道，但是她們的待遇和升遷相對於和她們同時畢業的男性來看，就像遭到了橫向撞擊，停滯不前。她們也同樣有一個「沒有名字的問題」(problem with no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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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女性心中存著更多只能和十分親近的人分享的私人疑慮。你應該和一個事業和你一樣忙碌的人約會嗎？你是否應該延遲成家的時間，即使你知道你想要有個家？如果35歲還沒找到伴侶，你是否應該考慮凍卵？你是否願意為了撫養小孩暫時放棄你自從考大學能力測驗以來就建立的遠大事業目標？如果不，那麼誰要每天替小孩帶便當、在小孩游泳練習完後接小孩回家，接聽學校護士打來的，令人緊張的電話。
女性持續感覺沒有被公平對待。她們在職位上落後，待遇也不如她們的先生和男同事。她們被告知這些結果是咎由自取，因為她們不夠有競爭心、談判不夠有效率，她們未能爭取會議桌上的一席，當她們爭取到一席時，卻又要得不夠多。但此同時，女性又被告知這些其實不是她們的問題（即使有時候的確是她們自己的問題）她們其實是被占了便宜，被騷擾了，被摒棄於男孩俱樂部的大門之外。
——克勞蒂亞‧高爾丁《事業與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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